上海解封几天了。
从封的那天起，我就琢磨着要不要寄点东西给那边的朋友，到四月份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更是心心念念要寄点啥，可直到解封，也没送上问候一个。
不独如此，沈阳的朋友意外被封在单位小二十天，住行军床吃饭堂，而我的前老板又一次被封在路上了，我同样没过问。
上海的朋友对我比对她自己的妹妹亲，我生病的那些年，她天天一个电话地关心；沈阳的朋友十多年来，没断过和我的联系，逢旅游和美食，都会邀约。
18年元旦到前老板那上班，工资一般，但前老板给了我信任和时间，在那上班的几年，我相当于是在养身体。
一开始时，比17年情况好一些，不到1公里的路，骑单车要20分钟，不过，干不了什么活，坐也不行，站也不行，躺着的时候不少。
在病床几年不与人交际，加上脑退化了，缺失深度思考能力，话不会说，说也结巴，只会孤僻地腼腆傻笑。
大多数中途离职的工友，对我的印象是，好有礼貌的人啊，善于倾听，又老说谢谢。
……嗯，谁叫‘谢谢’好用啊，语义丰富，接受是谢，拒绝是谢，谢多人不怪。
更者，别的我说不利索啊！
还有，上班睡觉被抓包，之于那时的我，一点都不新鲜，各种被拍上传到公司网上。
最对不起大家的是，本来不用穿工服上班的，因为公司股东和老板的朋友路过，拍到我公然睡觉的照片，上传到朋友圈——
传公司不要紧，传朋友圈脸就丢大了，然后，公司狠抓纪律，顺便，让大家伙都穿上了工服。
我没穿过制服，连校服都没正经穿过，能不穿就不穿，要是穿也得穿魔改过的，出了这事后，便极温顺地给穿了，规规矩矩地穿了。
我挺不好意思的，大伙都得穿工服，工服还是老板掏钱买的，一季两套。
老板是个好人，疫情爆发的时候，赶上春节，资金链断了，买的没卖出去，卖了的没收回来钱，还正好开车回家过年，堵在高速上了。
他到处借钱，都没钱啊，卡在节点上了，东拼西凑发了工资和奖金，封城放假不仅给大家算工资，口罩钱补贴了一份。
我想找房东谈免租的事，他不让，说共度时艰。
伟大如主席，谢绝了当年斯大林的无偿援助，说苏联的工人也要拿工资。
我的前老板的觉悟是，这是国难，大家都难，互相体谅。场子是开着的，房东没违约，而且，房东别的生意亏了，不能再亏租金。
光凭这，就不枉我拉着大伙儿，陪他走到了结业清场。
我跟前老板，算是宾主尽欢、劳资相得的典范，偌大的摊子丢给我，他一年来一两次，不用我做述职，来就是发钱，红包、奖金。
我则尽量多想多做，自动加班，包括，20年的那个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，我都在岗，之后整个疫情期间，每一天，都在坚守，最早上班和最晚下班的都是我。
我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，月薪是1700，同样的工作内容，对门给的是一万多，在他这领的是两千多。
可是，要不是去年散场了，我会给他打一辈子的工。
除了他，哪个老板，都不可能给予我那么多的信任和时间。
第一次出门到他那上班，我心里害怕极了，虽然摔过无数次才能骑单车，还是怕摔了、怕撞了，单车都扶不稳，骑一段走一段。
最后一天上班，我已经走路虎虎生风，电动车都能开了。
吃散伙饭的那晚，前老板说以后还找我，我说好——
好吧，我们几无联系，再没见过。
就跟我上海的朋友一样，我到上海只能住她家，不许住酒店，对于两广文化圈的人来说，住家里是对金不换的诚意。
我身体向好，她就信了佛，做了居士。
跟沈阳的朋友一样，来看我，来我的城市买房，说是等退休了来住。
这一些人，那一些人，我们在一起憧憬过，欢乐过，困苦过，奋斗过。
我相信，我们至今仍然念念不忘彼此。
却是，茶凉了罢。
春天的花开了，夏阳高照，秋叶划过窗前，北风呼啸。
生命不止，四季轮转，故事延续，一段一段，感情过剩了。
茶水当然芬芳，只是凉了。
中老年人都这样吧，衣服买多了，喜新厌旧会上瘾，感情处多了，珍惜当下就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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